其次,他希望把技术变成电影的一种语言,或者变为人与人交流的工具。第三,他希望创作者平等看待青年观众。一些创作者曾经对青年观众充满了说教,现在他们开始考虑青年观众的需要,“他们会说我要给90后拍、给小镇青年拍,可是这种符号化、简单粗暴的定义其实是一种讨好,这是典型的傲慢与偏见的关系。让电影回到电影,让技术回到技术,让观众回到观众。电影的观众不分青年人、老年人,他就是观众”。在描写暴君的经典作品中,对主人公的观察大多是个人事业的成败,而打败他们的往往是“正义”等充满主观感情的概念,或者另一个英雄。然而,现代叙事的逻辑加深了心理与社会现实的关系,必须重新审视谁杀死了暴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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